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西柏坡办公，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西柏坡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西柏坡出发，踏上了进京“赶考”的伟大征程。今天，在西柏坡纪念馆，一页页泛黄的文件、书稿，一件件带着历史余温的革命文物，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70多年前那段不平凡的往事。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西柏坡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本《中国土地法大纲》，它长18厘米，宽11.5厘米。封面中间为书名《中国土地法大纲》，右上角印有“中共中央委员会公布”字样，左下角为“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秘书处印”和“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表明了辑印单位和时间。这本《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产生，与1947年党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密不可分。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我们党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历史的指针来到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开幕，来自各解放区的100多名代表参会，9月13日闭幕，会议历时将近两个月。在战争时期,能集合各地这么多代表,以这么长时间讨论土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目的和任务，强调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并连续两天作了长篇报告，指出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会议由各解放区代表汇报土地改革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着重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有16条，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各解放区分别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并根据需要印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厅里的这本《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晋察冀解放区印发的。随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获得了土地，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广大群众迸发出空前的热情，积极发展生产，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上极大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
1950年，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见证人民币诞生的圆盘印码机
在西柏坡纪念馆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台印刷第一套人民币的圆盘印码机。机身高120厘米，宽103厘米，基本材质为铁。它1899年生产于美国，1908年北京印钞厂建厂时，随同印制钞票的胶印机、凹印机等成套印钞设备从美国引进，用来印制钞票上的号码。
西柏坡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急需发行统一的钞票，以便建立新的经济金融秩序。1947年3月至5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冶陶正式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好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问题，其中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发行人民币被提到重要日程。1947年下半年，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正式设立。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会议研究决定：“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的过程中，最紧迫的工作就是人民币的设计和印制。当时，解放区的专业人才奇缺，筹备处多方搜寻，最后确定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镛负责设计。两人曾参加过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的设计印制工作，有丰富的设计经验。王益久负责设计第一套人民币票版正面图景，背面图景由沈乃镛设计。
很快，第一批人民币的票样设计出台，并送交中央审批。经中央批准的第一套人民币首批设计样稿有三种图案版别，即耕地图、火车站图和万寿山图。票版设计完了，紧接着就是人民币的印刷。为完成印制任务，筹备处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制人民币。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正式成立，并首次发行人民币。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接管城市的同时需要人民币尽快发行，以利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对各地印刷厂发出指示，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力恢复生产，做好人民币在新解放城市的印发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同日，军管人员接管北京印钞厂（时名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立即发动职工日夜抢修安装散放在废铁堆中的机器，用军管人员带进城的人民币的原版为样本，利用现有设备全力开工印刷，很快便生产出了第一批人民币。经过不断的紧张印制，人民币不仅满足了北平的需求，还源源不断送到全国各个新解放地区，使人民币在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这台圆盘印码机在这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那段光辉历史的见证。后来，随着印钞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这台印码机逐步改为钞票印制过程中补码使用，一直到2001年才“光荣退役”。2003年初，这台机器运到了西柏坡，成为引人瞩目的红色革命文物。如今，它静静躺在西柏坡的陈列大厅里，向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着人民币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中国将要诞生。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正如毛泽东在看到首批人民币票样时所说的：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一张奔向光明的“通行证”
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它的特殊不仅在于它是解放战争时期，著名作家郁文哉先生携带全家离开国统区，奔赴西柏坡的历史见证，更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护下，无数进步人士从黑暗的国统区奔向光明的解放区的历史缩影。
“通行证”白色的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却依旧清晰。左上方贴着郁文哉先生的一张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上面标题处写着：北平市第（2）区旅行证明书（旅）字第（833）号。铅印的公文格式，毛笔手书的相关内容，加上红色印章，证件上处处保留着历史的印迹。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国统区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郁文哉当时担任《中苏文化》杂志的主编，他长期翻译苏联的进步文章和作品，还给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国民党反动派早已经盯上了他，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或遭到暗害。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郁文哉及家人迅速从南京撤离，前往解放区。
为避开特务视线，郁文哉决定和妻子刘惠分开行动，郁文哉带着3岁的女儿郁蓓以遛弯为掩护，脱离特务视线离家赶赴上海。几天后，刘惠抱着不满1岁的小女儿郁蕾，以回娘家为掩护乘火车也来到上海。
全家人在上海会合后，匆匆乘飞机赶往北平。北平中共地下党城工部的石岚接应了郁文哉全家。为了保证郁文哉全家安全转移到解放区，石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准备通过封锁线的“通行证”，第二要开具到解放区的“身份证明信”，最后还要把大人孩子都化装成难民。
所谓“通行证”即“旅行证明书”，为了以假乱真，石岚巧妙地将郁文哉的名字改为虞家波，“郁”与“虞”同音，避免在敌人盘查叫到名字时紧张而露出破绽；因郁文哉有浓重的无锡口音，所以籍贯写成江苏常熟；旅行的理由为返家，而去江苏路经山东济南也是合乎实际的；一切细节都考虑周全了，最后再盖上那方石岚自制的红色大印，“通行证”就这样制作成了。为解放区开具的“身份证明信”既要让自己人看明白，又要巧妙隐藏，保证“身份证明信”的安全。经过慎重考虑，石岚最后决定用药水写在尿布上，处理后看不出写的字来，包在郁文哉小女儿的尿布外面。
准备完毕后，石岚将郁文哉一家从北平护送到天津。郁文哉一家因装扮得极像难民，“通行证”也没有被看出破绽，终于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通过封锁线后，一家人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郁文哉雇了一辆带篷的毛驴车，绕山东，转河北，最后直奔石家庄，他们越走心里越亮堂。在石家庄的中央机关接待站，郁文哉将写在尿布上的“身份证明信”递交给工作人员，他们处理后得知了来者的身份，立刻热情地接待了郁文哉全家。在接待站停留两天后，他们被送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郁文哉和妻子刘惠都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住在西柏坡附近的通家口村。郁文哉在编辑部做俄文编译工作，刘惠在新华社印刷厂做校对。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家随新华社进了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郁文哉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翻了身，中国人民翻了身。我为参加这项翻身事业，国民党反动派捕了我三次，镣铐鞭笞都尝过，幸而未死，得见新的中国，今生乐事，无过于此了。”
来源：2021年第5期《党建》杂志
